几年前回老家探亲，与亲友交谈时，我那口浓重的绍兴话，让一些人很觉意外。一位晚辈说，有些回乡的人常喜欢在说家乡话时夹杂几句普通话，要不就索性说既不像绍兴话，更不是普通话的“官话”，让人觉得好别扭，像我这样长期住在外面的人，能一个洋音不发，一句官话不说，真不容易。我听了心中一笑。要让我在过去的熟
对于背井离乡的人，返乡本是为了重温旧梦，再续前缘。听惯了“大码头”的官腔洋调，能在江南的庭院中，“品尝”乡音的抑扬顿挫，真是一种享受。此时，乡音便是编织亲情的媒介，它拉近返乡者与故乡的距离，让人物与环境融为一体。亲朋口中吐出的乡音，让你想起当年的父老，农家的腊酒，而返乡者居然还能把家乡话说得字正腔圆，也让故乡的人倍感亲切。在乡音的带领下，我们故地重游，网罗犹存的记忆。你遂想起，这位西装笔挺的访客正是伸长脖子偷看你试卷的同桌好友；这位手拿名牌提包的女经理原是你少年时暗恋过的姑娘；而那位满脸皱纹的老婆婆还为你补过破旧的衣裳。此时此刻，你若蹦出一句半生不熟的普通话，岂不大煞风景。“四不像”的语言会惊扰你已沉入的梦乡，在主客间筑起一道高墙。
我当然不是反对说普通话，只是觉得乡音与普通话原本应是井水不犯河水。语言有双重功能，既是人际交流的工具，也是族群认同的符号。华人圈内，普通话只是范围更广的交流工具，方言则更多地具有地域性族群认同的意义。不错，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，普通话也算是一种方言，但普通话只是在与中华民族文化这个大概念粘合起来时，才衍生出更多的文化意义。可是作为一个普通的老百姓，我们不是每时每刻都生活在全球化的氛围里。生命的意义并不主要落实在航班穿梭的国际机场上，而更多地体现在儿孙绕膝，亲朋叙谈的炉火旁。从实用交流的角度看，普通话的作用十分大，但作为族群内人际交流的工具，普通话的作用显然不如方言。它对地域的族群来说，只是没有文化底蕴的庞然大物，具体把握时几近虚无。你说不出那位中央电视台播音员的籍贯，他不属于任何省份，纯正的普通话已经抹掉了他的特征，抹得相当彻底，毫无痕迹，抹得让你感到真没劲。你更喜欢听赵本山的小品、侯宝林的相声，浓重的乡音里才有情有义，才韵味无穷。没有乡音的人，从某种意义上说，和没有故乡无异。我曾经有过一个同学，他是东北人。我问他会不会说东北方言，他说自己在军大院中长大，能说一口标准的普通话，却不会地道的东北方言。我很为他感到惋惜。人生中缺少了有根可寻的乡音，生活的浓度就淡了不少。他的精神也许能常徘徊在军大院的围墙内，追忆当年“火红的年代”，但墙外东北方言传达的苦辣酸甜他却无缘参与，少有品尝。
我们当然必须说普通话，因为我们必须走出故乡，到更大的范围里寻求生活的资源和养料。所以学习普通话便是中国人不可缺少的一课。但我奉劝说普通话的人，不要忘掉自己的方言，特别不要将方言与普通话混在一起，讲出一种既非方言，也非普通话的话语来。绍兴人有一种自嘲的说法，天不怕，地不怕，就怕绍兴人说官话。所谓官话，就是在方言里夹杂几个普通话的词，安排几个普通话的韵。说普通话时彻底忘掉方言，讲方言时完全抛弃普通话，做起来不容易，但至少是努力的方向。把两样糅合在一起最令人感到别扭。
也就是说，在文化大传统和小传统的传承上，普通话和方言之间应该泾渭分明，它们功能不同，应各司其职。生活中必须讲这两种话语的人，在跨族群的交流中，须使用普通话，但在族群内传达细腻的感情时，方言的优势无可比拟。使用普通话的目的是工具性的，而使用方言的动力则来自族群认同。人在不同场合进行交流的时候，语言的工具性和文化认同性是在不断切换的，有些是无意识，有些是有意识的。方言与普通话这种交替使用的模式，给了我们一个重要的启示，其意义已经超出了对语言的讨论，涉及到了社会与文化。
今天，无论是语言还是文化，都面临竞争的局面。本土和世界的位置如何安排，一直是文化人苦心思索的问题。一百多年前，面对强大的西化潮流，中国人提出了“中学为体，西学为用”的对策。可今日，在查看了自己的“体”后，我们很难理直气壮地说，中国的“体”仍是清一色的本土货。西学不仅“为用”，它也“为体”。我们面对西化、全球化潮流的势态，实际就如同方言面对普通话的情形一样，想抗拒是不行的。本土与全球化的格局，恰如方言与普通话的关系，都是以小对大，以弱对强，只是层次不同。因此方言与普通话互动的方法，也是本土应对全球化的策略。全球化环境中的人不停地轮番启动不同的机制，以便完成不同的任务，这种不停地“换行头，变角色”的能力将是本土文化在国际交流环境中求得长存的法宝。这里不必计较谁是“体”，谁是“用”，最应刻意避免的倒是文化的融合，尽管某种程度，某些领域的融合在所难免。该穿旗袍时穿旗袍，该着西装时着西装；该用儒学时儒学入座，该用西学时西学登场。两者之间泾渭分明，不混为一体。就像电脑关机启动不同的操作系统一样，中西文化之间在同一时期内，在不同的场合“你方唱罢我登场”的模式最能保护一个正在与外界交流的本土文化。
初一看，这种“转换”的模式耗能费时，对人提出额外的要求，实在没有什么长处可言。我们本来是可以在单一的系统中“躲进小楼成一统”的。我们原本只用说一种方言，持一种文化心态，奉行一种社会准则，在单一系统中我们曾游刃有余，过得也不错。现在却杀出一个新世界，冒出一个全球化，使我们观赏时眼花缭乱，决策时瞻前顾后，心中保存已久的准则已不灵验。在参照外来系统的过程中，我们怀疑自己的文化，于是便希望融入外来的文化，使自己更强大。这本无可非议，但融合是以单系统为基点，转换却承认多元，认识到繁复系统同时存在所提供的优势。以单系统为背景的社会常能给人一种表面的和谐，但这种和谐是在缺少参照系数的前提下保持的，不存在太多的差异来挑战沿用已久的准则。以多系统为背景的社会却提供给人不同的参照系数，使我们更困难，更忙碌，更麻烦。然而正是这些困难、忙碌、麻烦刺激了我们的思维，新的想法、新的创造便在“穷于应付”的过程中被激发出来。
这是一种必须看到长远利益才能看出其优势的模式。因为从短期直接经济利益来看，转换模式显然是弊多利少。单就语言来说，用一种语言要比用多种语言省事方便得多，语言间的翻译就会耗去大量资源，但多语言、多文化对人的激励却是同质社会无法提供的。
从乡音聊到社会，说到文化，又谈到世界，好像扯得远了些。就此打住，免得在锣鼓喧天的全球化气氛中扫了大家的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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